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华传染的真实联系渠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汇率风险、竞争性贬值等，但从分析来看，此次欧元区危机对中国的真实冲击不算致命，但其对欧洲社会的长远影响却是不可低估。
贸易联系
直接需求效应是危机减少了危机国家的进口需求。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12016.63亿美元，对欧盟出口总额2362.84亿美元，对欧猪五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出口416.77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3.47%，对欧盟出口总额的17.64%。
2010年中国全年出口总额15779.32252亿美元，对欧盟国家出口3112.35423亿美元，对欧猪五国出口合计577.80515亿美元，占对欧盟出口的18.6%，出口总额的3.7%。从这些数据来看，只要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这类欧盟经济大国不崩盘，欧元区危机直接减少中国出口需求的效应不会太大。
而且，对上述危机国家、候补危机国家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这一点在希腊和意大利较为突出），或是由旅游者消费（在西班牙、葡萄牙较突出），危机不会直接减少这部分需求。
间接的需求减少效应表现在欧盟非危机国家，由于拨付巨额财政资金参加救援，其国内需求相应减少。特别是某些消费品需求会有所减少。但只要这些国家自身不陷入危机，这种间接的需求减少就不会太多。
此外，两点因素将有助于缓解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冲击。
首先是国内市场巨大。1970年代以来，就总体而言，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1972年相当于出口总额的11.74倍，次年就下降到8.46倍，2007年达到81%的建国以来最低点。2008年开始转折。2009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43亿元，其中对应于可贸易品的批发和零售业相当于当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128%，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再度回升到100%以上。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剔除价格因素后同比实际增长14.8%，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156998.4亿元之多。
其次，正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内产业资产专用性较低，可塑性较强，许多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和劳工可以很容易地转向为国内市场生产另一种产品，能够很快适应国内总需求扩大而转移生产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不少企业能够便利地依靠开发国内市场度过外部冲击。
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效应首先体现在中国对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缩水上，其次是体现在出口企业的出口收入缩水上。欧元贬值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欧元资产缩水，但这种缩水仅仅是账面浮亏，因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大举抛售欧元资产存量，只能奉行“持有—到期”策略，所以这种浮亏基本上只有纸面意义，不会实现。
对于以欧元计价结算的中国出口企业而言，欧元贬值将导致出口企业收入缩水，但欧元区国家对区外贸易用欧元计价结算比例不高。欧元区货物进口中欧元计价结算集中于邻近国家，以及与欧盟或其成员国建立了制度化安排的国家，特别是欧元区国家前殖民地，从中国的货物进口中以欧元计价结算的比例较低，以至于欧洲中央银行2007年《欧元的国际地位》报告中以荷兰为例，将从中国和产油国进口比例高作为货物进口中用美元计价结算比例高的原因。从中国方面来看，根据可得数据，前几年对外贸易结算80%以上使用美元，对欧元区的出口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欧元贬值将增强欧元区出口竞争力，德国、荷兰的货物贸易出口将受益最大，其次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之类南欧欧猪国家的旅游业。与此同时，不同程度钉住欧元的国家出口竞争力也将因此受益。在理论上，危机发生后相关国家还有可能发生竞争性贬值以促进本国出口，以邻为壑尽快摆脱危机。目前大约有40个国家将欧元作为其汇率形成机制中的锚货币，或是将欧元纳入所钉住货币篮子。再加上法属海外领地和梵蒂冈、安道尔等非基金组织成员的欧洲微型国家，总共约有50个国家／地区的汇率制度与欧元有联系。而且，在汇率制度中引入欧元的国家和地区有着鲜明的地缘特征，大多数为欧盟邻国，或是与欧盟或其成员国建立了制度化安排的国家。但由于中国出口产业与欧盟、与欧元挂钩国家出口产业竞争的不多，这种效应对中国不构成太大冲击。
直接投资
在直接投资领域，危机对中国利用外资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可能因为母公司陷入危机而撤资；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母国市场萎缩、中国国内市场扩张而加速对华投资。从目前来看，后一种影响应该是更大。但一些欧洲背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可能会减缓活动。
在中国对外投资影响方面，也有双重影响。一种是危机可能导致部分在欧中资企业受损而拖累国内母公司。由于中国企业在欧洲直接投资规模还不算大，还不至于出现因欧元区危机而发生企业倒闭连锁传染的风险。只是在欧华商可能遇到较大冲击，需要中国政府给予足够关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此外，此次危机将给中国企业切入欧洲流通等环节、提高对欧盟出口效益创造机会，欧洲各国政府对中资态度也会更加积极。
中长期影响
从长远来看，此次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的虚弱、缺乏行动能力，考虑到欧洲人口老龄化，欧洲的国际地位总体上将持续下降。由于西欧增长最快、人口结构最年轻的群体是穆斯林移民，以至于出现了“欧拉伯”、“伦敦斯坦”之类说法，其中潜藏的危机更不可忽视。
从中期来看，需要关注的是失业问题。多年来欧盟失业问题就一直比同属发达国家的美国更为严重，在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更是有增无减。欧元区失业率到2009年4月已达9.2%（1460万人失业），为1999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欧盟27国失业人数2082.5万，失业率8.6%。两年多过去了，欧洲就业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和欧盟委员会统计，欧盟27国中，年龄24岁以下的青年平均失业率20.5%，500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而在“欧猪五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其青年失业率已经分别高达38.5%、47%、27%、27%和28%，即使在欧洲经济的“模范生”德国，失业率也有9.1%之多。而且，欧盟各国正在努力推进的削减政府开支固然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所必需，但在短期内却会进一步恶化就业。要走出这种两难选择，欧洲需要强大的行动能力，而这正是欧洲欠缺的。
这场经济危机造成青年人口大量失业，蕴藏着对欧洲社会的重大冲击，这两年欧洲国家普遍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英国伦敦等地还发生了严重骚乱，已经初步显示了这场危机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失业青年中还有大量的高学历失业者，他们为教育所支付的成本越高，对回报的期望相应也就越大，相应在失业时的挫折感和愤懑也就越强，教育又给予他们较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和鼓动能力。而且，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欧洲各国延长退休年龄，但这样会进一步压缩年轻人出头的空间。
(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