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钟爱和服像钟爱他们的文化，将艺术创造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和服上。静冈县的日中友协会员们特别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家和服店的老板：一个精致的女人，一张清秀的鹅蛋脸，身着红底金花暖色调的和服，系一条白色腰带款款走来。看她秀手纤纤，木屐声嗒嗒轻响，我忍不住夸奖这位小个子老板说，日本女人只有穿上和服才最漂亮。她笑而不答，在她店面陈列的样品中，随手挑出一件和服要我试穿。
那是一件深蓝底色缀有大朵白色樱花的棉布和服，配一条果绿色的腰带。我觉得色彩搭配很怪，便有点诧异。但一穿上身，这件和服立刻显出它的不凡：蓝白的素色棉布由于配上宽幅的绿色腰带，变得清雅异常，而那条腰带则艳而不俗，把全身勾勒得修长而飘逸。我简直吃惊自己的变化，像一位站在镜子前的第三者，用旁观的视角上下左右打量个不停，从中体悟着日本民族这种特别的甚至有点忧伤的美学观念。
日本的奈良时代，正是中国的盛唐时期，当时的日本政府派遣大量使节与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把包括服装在内的盛唐文化带回国去，从而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和服就是那时在唐服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我不知道，在我们本土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化现象，何以在日本如此长久的延续至今，而且有了现在的发展升华，变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
无论在日本的城市还是乡村，街道的一尘不染都会让人过目不忘。在滨松市，一位40多岁的日中友协会员陪我们晚饭后散步，突然，他指着脚下的路面说，你看，你们中国的道路有这么干净吗？他言语中流露出的轻慢让我有点不快，但他马上开始介绍日本人对生存环境的热爱，全民族的环保习惯，云云。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日本确实是一个很爱干净的民族，即便是普通人家很小的居所，也都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卫生间里飘散着淡淡的薰香气味。日本的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从来看不到垃圾，污浊，也没有见过路人会随手乱丢废弃物。
滨松市的饭后散步停在一家小酒吧里。这位职业是司机的友协会员说带我们去看看日本人的夜生活，结果他留在那里唱歌饮酒，我们则原路走回旅店。银色的月光，照得路面洁净如洗。
文化会馆、中学生和日本人
我们进入静冈县的第一座城市是挂川。挂川的小笠郡大东町文化会馆处是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松本龟次郎（1866—1945）先生的出生地。松本先生是在日本最早开始教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的讲师之一，据说加上他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燕京大学教过的学生，松本先生的弟子人数大约有两万人。已故周恩来总理、鲁迅先生也曾作过他的学生。
会馆馆长松本洋一郎是松本龟次郎的曾孙。在该馆的展示室中，展示了大量松本先生生前的书信、为中国留学生编写的日语词典、日语教材等资料。其中还包括松本先生反对侵华战争、主张中日友好的许多资料。松本洋一郎说，他会同曾祖父一样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示这些资料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牢记中日两国的友好历史，不断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挂川地区的特产物种葛麻耐寒且生命力强，在沙漠地带也可以繁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挂川西高中的学生们一起收集葛麻的种子，并将其赠送给内蒙古和辽宁省的相关部门。在沙漠地区播下的葛麻的种子九十年代已大面积长成，对沙漠的改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与挂川西高中学生们的座谈会上，我们见到了这些收集种子的孩子们，他们穿着黑色的校服，言谈拘谨甚至有些羞涩，不会说中文。但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对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毗邻国家的友好之情。
上个世纪的很多日本人都很热爱中国文化。年近70岁的户塚先生，是位于盤田市内的一家杂货店的店主，他的中文说得很好。令我们惊讶的是，户塚先生虽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却收藏着日文版的四卷《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以及《中国名诗鉴赏辞典》等书籍。我投宿在户塚先生家中，他家二楼卧室的墙上贴着很多李白的诗句。户塚先生说：“这些是中国朋友送给我的诗，我非常喜欢。”
沼津市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加藤伍一郎，是一位研究杜鹃花的专家。他说：“日本有30余种杜鹃花，中国有300余种（事实上更多，大概有500余种）。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也喜欢杜鹃花。”为了从中国移植更多的杜鹃花幼苗，加藤先生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之间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加藤先生多次访问北京的香山植物园和植物研究所，进行交流和考察活动。由加藤先生移植的中国的杜鹃花已被成功地栽培到长野县、北海道等地。
在不同场合的多次友好聚会中，我们总是能遇到一些日本老人。他们最常说的两句中文就是“对不起”，“请原谅”。从年龄上看，他们总有70多岁。根据判断，他们也许是些当年被迫去中国打过仗的老兵。尽管没有人当众提起过这段历史，但我们没忘，这些老兵也没忘。我想，我的父母曾亲历过那一次艰苦的反抗入侵、保卫家园的战争，如果能亲耳听到这些日本老兵真诚的忏悔，也许会宽恕他们吧。如今，父母已不在人世，这些日本老兵中的多数人可能也都作古，一段历史和一代人被写入了史册。
但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