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依法治国脉络作简单梳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54年到1978年的初创摸索阶段，1978年到1997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7年到2014年的加速建设阶段，2014年之后的全面推进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点，要追溯到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它为社会主义中国奠定了制度根基，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但是，真正重视法律，强调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开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公报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以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而由法制转化为法治，则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党对于法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而完成的。
依法治国的正式提出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并作为基本方略确定下来。之后，依法治国在1999年被写入宪法。2012年十八大后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召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会议，表明依法治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
回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可以得出实行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很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是走法治之路。工业革命以来很多国家都通过不同方式实现了现代化，它们的一个共同经验就是依靠法治的力量，通过法律制度的治理迈过了诸如垄断、社会不公、贫富分化、腐败、社会道德滑坡、社会安全问题凸显等等现代化陷阱。英国、美国、法德诸发达国家以及后来的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莫不如是。而中国的发展之路，也不能例外。
从当下我国的时代特征和面临问题来看，也必须要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转型。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期、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各种利益冲突频繁、社会矛盾凸显。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的同时，民主法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权利义务意识也得以普遍增强，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对于更加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期待。尽管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各级党政机关依法处理政务的能力与民众日益增长的依法治国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司法不公的现象仍然存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信访不信法的情况时常发生。可以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依法治国意义——加速推进法治中国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从更高层面来把握法治。
一方面，要把握好法治与中国梦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所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民族复兴实际上指的是文明的复兴。对于文明而言，世所公认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而制度在现代语境下主要表现为法律制度。由此逻辑推延而来，法治中国与“中国梦”有着实质的根本关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法治文明的复兴，离不开法治中国的加速推进。
另一方面，要把握好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实际上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国家基本制度框架是由宪法法律所规定的，法治正是国家制度不断完善和制度执行能力不断提升的根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意味着国家的法治化，意味着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通过各项改革举措，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