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人们在讨论辛亥革命的意义时，总习惯用两分法强调这场革命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成功的一面是推翻了清廷，结束了帝制；失败的一面是新生的民国被袁世凯盗取，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幅空招牌。至于这样的失败，过去的总结总是抱怨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由于这场革命缺乏广泛性和彻底性，比如没有动员广大农民起来革命，中国农村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呢？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说是成功，又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失败呢，这场大革命对后世中国究竟有什么影响或启迪呢？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在十几年前就为这场革命规定了明晰的任务，那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将中国引向现代化轨道。孙中山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认定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的清朝，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在那时的孙中山看来，满洲人并不属于中国人，他们只是中国周边的一个族群，像中国历史上周边异族入主中原一样，这样的周边族群对中原的统治都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都在被推翻之列。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地说就是这样的内容。
从今天的眼光看，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或许显得有点政治短视，但从清朝的历史来说，汉人生发这样的想法确实很正常，因为正像中国历史上几次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文化上的落差总是使这些周边族群感到自卑，克服自卑的办法就是蓄意贬抑汉人，就像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所做的那样，有意识将人群按照出身进行等级划分，有意无意羞辱汉人。这是一切具有文化落差的周边族群都难以避免的文化选择。所以到了清末，当中国政治外交不断出现危机，社会动荡不断发生时，汉人久已沉没的反满情绪不期然又重新出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就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背景。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是对的，这对于唤醒民众起来革命，甚至对于清廷本身走向改良都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假如没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呼唤，没有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排满革命，清廷即便会发生“自改革”，但可以相信依然是糊弄，就像他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经做过的那样。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压力促使清廷往前走，清廷在最后十年确实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即便在满汉不平等方面，清廷至少在1906年之后，也接受了中枢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建议，慎重考虑怎样化解满汉分歧，消弭满汉畛域。更重要的是，当君主立宪成为一个必须追求的政治目标后，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人群均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成了政治变革的应有之义，由此才会发生皇族内阁那样的事情。
按照清廷的解释，皇族内阁绝对不是清廷不愿分享权力，因为根据钦定宪法，各族群一律平等了，皇族既不存在了，哪里还有皇族内阁呢？清廷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新内阁中那几个人的身份毕竟是皇族，这是无法辩解的，于是清廷的这个错误决定引发立宪党人坚决反对，这至少在关键时刻证明了孙中山十几年来批评清廷缺乏改革诚意是对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或许真的无法引领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立宪党人和汉人高官的不满，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终于酿成了武昌起义，又经过南北僵持、南北和谈，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全国大局的考虑，最终放弃了将满洲人驱逐出去的初衷，放弃或者说不再提“驱逐鞑虏”的口号。
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的口号，当然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这是辛亥革命最成功的地方，先前多少人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悲观估计革命必将导致中国社会严重分裂，血流成河；满汉不两立，必然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种族冲突和种族残杀。现在革命党人后退一步，不仅没有重演明初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往大漠以北的旧戏码，而且以宽广胸怀将先前的种族冲突转化为“五族共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度的政治妥协并没有使革命党人的声誉受损，革命党人的另一个政治目标也没有因为这个妥协受到影响。革命党人从一开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底线是推翻帝制，这是才是辛亥革命的主题和真意义。我们看到，不论清廷作出多大让步或妥协，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上是寸步不让分毫必争，即便后来愿意对清王室给予优待，但清廷必须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必须坚持到底的。从这个层面说，辛亥革命不存在失败，而是一场完胜，是一场无以伦比的政治大变动。
在什么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辛亥革命是完胜，这是两千年中国巨大的政治变动，君主专制毕竟在这个时候终结了。此后谁再想当皇帝都注定要失败，没有丝毫可能性，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手中握有强大军事权力的军阀，也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民意，听从民主的裁决。
当然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立场说，辛亥革命确实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年，具体地说就是到1928年重建统一前，孙中山的政治理想都没有转化为中国人的政治实践，所谓的民国，其前半程根本就不是孙中山的理想，而是清朝政治的延续，用鲁迅的话说，所谓中华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什么都没有变，奴隶还是奴隶，而且更为悲摧的是，许多人在许多时候成了奴隶的奴隶。用毛泽东的话说，辛亥革命缺少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底层尤其是广大农民阶层依然处在蒙昧状态。所以，孙中山在经历了民国元年、二年短暂胜利后，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并未成功。
孙中山的意思是对的，毛泽东的分析也是对的，鲁迅的牢骚也不错。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些问题呢？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是民主共和，是要创建一个美利坚式的合众国。在政治步骤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很早的时候也有具体设计，即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至于这三段的具体时间长度，以及怎样过渡，孙中山当然就不知道了，因为设想毕竟是设想，设想无法替代政治实践。
我们不能说孙中山的政治设想是空想，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自从1894年踏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后，他就没有回过国，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多月。在这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国内的政治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国内政治家和一般知识人的立场看，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最合乎中国国情，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疑不是很清楚，他们即便知道国内自1901年的新政改革，知道1906年之后的预备立宪，但由于他们一直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清廷，看待新政和预备立宪，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对国内的政治进展建立一个起码的理解和同情，他们一直认为清廷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骗人的把戏，其目的都是为了拖延时间消弭革命。
一百年后反观清末十年的历史，我们应该很容易地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国内政治进程的看法主观猜测多于客观评估，义愤、激情替代了平和与理性。清廷的新政和后来的预备立宪有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清廷政治改革的企图与努力。
清廷政治改革的诚意我们暂且可以不去讨论，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后来的预备立宪所规划的路线图和最终目标究竟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目标有多远，差距何在？
假如我们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规划的政治民主路线图是一种全民政治的话，那么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所要走的路，所要实现的目标其实就是精英政治，是将政治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在预备立宪启动之后，在各省咨议局开局之后，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咨议局本身的运转，以及资政院的开院及其运行，其实都是按照精英政治的路数，都是尽量按照不扰民不惊动地方为民主政治运行规则。我们无法说这种精英政治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全民政治谁好谁坏，谁的进步更大些，我们只能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设计，是两种政治样式。
两种不同的政治样式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特别是在南北和谈开始之后也有过交集，在某种程度上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在相当层面其实就是在尝试孙中山的那一套设计，只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时间太短了，前后一百多天的时间，根本无法看到孙中山全民政治的优点或问题。
南北妥协，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我们现在反观袁世凯政府的政治设施、政治举措，不难感觉到民国初年的政治架构、政治举动，其实都是沿着晚清新政—预备立宪这条精英政治的路线往前走。中央层面的资政院变成了国会，省级的咨议局变成了省议会，巡抚先是变成都督，稍后正式定名为省长。这一切其实就是预备立宪的延续，只是剔除了革命党人坚决反对的君主而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与启迪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没有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政治设想往前走，这当然使革命党人心中不爽，特别是到了“二次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心中的愤怒更暴烈。此后，孙中山心中最大的别扭就是那个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虽说为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新纪元，但这个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竟然没有丝毫地位，袁世凯和他的政治继承人不断暗示他们的权利来源和合法性并不是革命党人和南京临时政府给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清廷的禅让，这在清帝退位诏书等文献中都有相当明显的流露。
民国法统在今天看来已经可有可无，但在当年不论对孙中山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以下的北方政治家，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后来所谓的护国、护法，以及到了1920年代各方军阀的火并与重新组合，其实都是在争夺民国的法统，争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是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政治生活最直接的影响。
按照孙中山构建的民国法统，民国政治当然就是全民政治，当然就是一种先知先觉对后知后觉的启蒙运动，就要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这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链条，所以到了袁世凯之后，当孙中山有机会利用军阀的矛盾在南方创建分立政府时，南方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定与北方有别，大致思路就是重回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全民政治，三民主义，尝试着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可能性。
与南方孙中山的几次尝试很不一样，北部中国，其实应该说是中国的主体部分，其主流政治形态是沿着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路数往下走。从袁世凯开始至段祺瑞、张作霖结束，中国主流政治模式虽然也是一种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南方孙中山的全民政治，而是代议制，是间接民主。这里没有军管没有军政，也没有训政，而是直接进入一种宪政状态。这是民国前半程的政治主流，也是前半程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我们无法从价值层面去说哪一种形态好，我们只能说这两种基本形态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中国的政治遗产，都值得珍视和分析。
中华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或许并没有处理好，在民主初步的时候也确实难免一些幼稚甚至令人难堪的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民国前半程的民主政治实践，不论是主流中国的代议制、精英政治，还是局部的全民政治、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其实都是中国人的民主政治遗产，都有值得汲取的经验或教训。不过当我们百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其实我们依然应该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即便在1920年代军阀纷争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阀并没有因为民主的艰难而放弃民主的实践和尝试。
在讨论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和启迪时，还有一个现象最值得今天检讨和汲取。我们过去习惯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指责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像后来那样痛打落水狗，一战到底，而是对包括清廷在内的旧势力妥协退让，将到手的革命果实丢失。现在想想，这些后见之明的指责可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不要说革命党人的实力能否做到北伐，能否直捣龙亭，即便革命党人那时真有这种力量，这样不顾一切往前冲究竟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可能也值得检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其实都是一种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解决，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或者是政治的助力，没有政治上的谈判与妥协一味用兵一味往前冲，即便获得一时成功，也很难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政治就是一种妥协，只有妥协和让步，才能赢得尊重赢得成功。政治变革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死我活，政治变革的最好结果，就是我赢你也不输，或者输的不是太多，不是不可接受。由此反观1911年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我们不得不由衷感念那一代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胸襟：革命党人的政治妥协，中止了“驱逐鞑虏”的口号，为中华民族迎来了“五族共和”的结果，构建了一个至今都令中国人自豪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党人接受妥协同意以民国的名义优待皇室，区区几百万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为人类和平化解此类政治危机提供一个成功范例，而且为中华民族轻松解决东三省问题提供了历史性的依据。试想，假如当年革命党人不知妥协，执意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出中原，赶回关外，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外部问题可能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退一步海阔天空。革命党人的妥协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革命党人有力量继续僵持打下去，清廷也有继续打的资本和机会。就像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以及后来的宗社党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只要坚持打三个月打半年，他们就会打出一个新天地，就会重现半个世纪之前洪秀全太平天国时的局面，就能等来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勤王之师，就能扭转被动挨打局面。即便这些都等不来，清廷也有焦土抵抗、玉石俱焚的资本和机会，但清廷最终放弃了这些选择，接受妥协，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一退让，其实也为大清王朝赢得了最后一点尊严，依然值得后人感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