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察哈尔学会和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首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于5月19日在北京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察哈尔学会供图
提起外交，人们往往联想到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外交官、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但实际上，今天的外交已经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公共外交已经从一个概念成为各国对外交往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各国也对自己的公共外交政策越来越重视，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意义之所在。
在“公共外交的智慧：中欧美对话”这一主题下，中欧美三方的学者和外交官们对各自的公共外交政策进行了对话和交流。他们指出，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中能够促进了解、消除误会，在当今信息发达、沟通交流便捷的科技手段辅助下，民众个体、企业和民间团体及研究机构，都成为了公共外交的主体。各国政府应该对公共外交更加重视，挖掘公共外交的潜力。
中欧美三方的公共外交政策
5月19日，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在北京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举行。这次论坛由民官学三方（非官方智库、政府外交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知名机构共同举办。作为全球第一次中欧美三方公共外交对话，论坛采取“跨国对话”的方式，邀请到中欧美三方公共外交权威人士作为主旨演讲嘉宾，进行对话交流。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指出，其实在中国流行公共外交这个词汇以前，中国也有公共外交，只不过没有概念概括，因此停留在少数人士和少数机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着他们的军队到了延安。受到当时政府的围剿，中国共产党的处境外国人都不知道。因此当时毛泽东请了美国人斯诺来谈了几个月的话，由斯诺把中国的事情说到美国，说到欧洲，这是最早的公共外交。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和很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这时候周恩来总理说，应该有人民外交。官方的，半官方的，民众的，混合的这样的外交。
“中国的公共外交刚刚兴起，需要交流。中国公共外交特别是我强调的，公众讲中国的故事，可以解除很多误解，”赵启正强调，如果公共外交的概念不流行，不能能动员起更多的民众和政府机构参与到这项事业，公共外交的力量比较弱的。中国和外国的友好城市主要是文化，谈政治比较少，公共外交有多种形式，在中国的媒体中有很多称呼。“熊猫外交，乒乓球外交，或者是跟日本是茶道外交，这都是民间的往来，”他举例说。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在书面致词中说道，在中国政府的重视下，公民、企业和民间组织运用公共外交手段，扩展了在各个领域的全球合作，为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和理解。他说：“理论研究和经验借鉴是公共外交事业蓬勃发展的动力。今天，中国的公共外交已由概念普及阶段，转变为全面实践阶段。”察哈尔学会是中国一家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成立于2009年10月，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该学会近两年来一直专注于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独立思想库，为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社会公众之间构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代表、欧盟驻华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峰威力（William Fingleton）也介绍了欧盟的公共外交政策。“欧盟本身是最成功的公共外交的实践，”峰威力强调。“谈到欧盟的时候，我谈到的是27个国家，事实上也要包括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还有其他的部门。欧盟把这些27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共同目标，同时这是一个公共外交的工具。欧盟有超过50年的历史，并且在公共外交实践上取得了成功。”他说，几百年以来争得你死我活的这些国家，现在使用单一货币，超过50年来他们一直和平相处。“这些国家根本不会想到要为了民族主义或者其他经济原因发动战争，因为我们欧盟是有共同的目标的。我们很多时候坐在谈判桌上讨论这一切，达到共识。”他指出在公共外交方面，欧盟有互相重叠的三点：日常沟通，包括新闻发布会和信息的沟通；战略交流；民间交往，例如欧盟设立了欧盟奖学金，文化交流项目。“两个欧盟最重要的魅力，这也是公共外交的最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多元文化，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谈到欧盟对中国的公共外交，他觉得最主要的是关于合作、分享、参与和传播。在欧盟的成员国之间，也跟中国每年大概有100多项文化交流活动，欧盟驻华使团也在各个成员国之间推动这样的活动，这些将保持作为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公共外交项目。“民众之间的交流接触，在科技、教育、文化等等方面的沟通可以增进我们的政治和贸易的联系。
美国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前执行主任阿姆斯特朗（Matt Armstrong）回顾了美国对公共外交的认识发展历程。20世纪中期，美国人相信信息应该自由地沟通，人们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1965年，现在公共外交初现雏形，大家认识到彼此之间的沟通，对于美国外交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乒乓外交在上世纪70年代让整个美国和全世界都认识到，只有这样的公共外交活动才能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使得公共外交进入下一个阶段，让人们能够更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之间，除了政府之外的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上世纪70和80年代，人们更加认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在这段时间，一直到2001年，对于公共外交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美国在问自己，怎么才能更了解我们的公共外交的其他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该怎么跟世界接触？这是美国民众跟美国政府的共同问题。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所作所为要比我们的言词更为重要。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真正的价值观，也就是透明和参与，”他说。“现在我们意识到，要想向整个世界阐明我们是谁，而不是向整个世界炫耀武力。所以我非常希望，我认为公共外交是关于接触和对话。我想美国需要向其他的国家学习，需要向经济、文化竞争的国家去学习，看看我们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好，以战略眼光看待问题，而不是看短期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