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些经验教训首先体现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只要遵循这些文件精神办事，中日关系就会顺利地发展。我认为具体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从战略高度，以长远眼光来处理两国关系。两国领导人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表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和当时日本领导人一起，适应内外形势变化发展，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克服重重困难，做出战略决断，中日才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时经常讲发展中日关系要“登高望远”，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中日两国关系应遵循“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都体现了上述精神。
第二、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发展两国关系。40年来，中日关系曾多次因历史问题面临严峻局面。其中教训不可谓不深刻，需要时刻牢记，认真汲取，努力避免这一问题再次冲击两国关系大局。
第三、要妥善处理其他重要敏感问题。中日两国既有历史感情纠葛，也有现实利益冲突，有些问题还非常敏感，对两国关系极具“杀伤力”。我们在处理有关问题时，要始终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根据双方达成的有关共识和谅解，特别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坚持通过谈判、对话和协商，认真、妥善处理。
第四、要坚持互利合作的大方向。中日关系40年的发展历程是两国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利益纽带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双方应再接再厉，继续走合作共赢之路，做大做好共同利益这块“蛋糕”。
第五、要始终坚持中日友好。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即使是在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今天，友好依然应当是中日关系不变的主题。我们要回到邦交正常化的原点，深刻理解中日友好的深刻内涵，坚定高举中日友好的旗帜。
饮水不忘掘井人
徐耀庭（以下简称徐）：非常感谢唐首席委员和其他各位委员，在百忙之中接受人民中国杂志社的采访。请问唐首席委员，您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的亲历者，哪些事情给您留下难忘的印象？
唐：在我近半个世纪的外事、外交生涯中，无论是以官方身份，还是以民间身份出面，对日工作一直贯穿其中。有朋友讲，我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原来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58年，根据国家的需要，我转到北京大学学习日语及日本基础知识。当我学到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有机会参加一些外事活动，从事简单的翻译工作。
中日关系的发展是民间先行，然后是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中日民间交往发挥很大作用。在邦交正常化前，我有幸参加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访日代表团。一个是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参赛，在那届比赛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毛泽东主席说，小球推动了大球。第二次是1972年8月，上海芭蕾舞团到日本访问，得到田中角荣首相会见。我给孙平化、肖向前两位同志做翻译。就在这次会见上，田中首相表达了他访华的决定。9月25日，田中首相冲破各种阻挠，飞抵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会见会谈。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宣布实现邦交正常化。我有幸亲历了中日两国从相互隔绝到实现邦交正常化，参与了战后两国关系重建、改善与发展进程中的不少重大历史事件，还参与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谈判和最终敲定工作。可以说，我是伴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一路走过来的。
徐：往事历历在目，当您在回顾中日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时，心中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