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12月2日电（记者蒋芳、蔡玉高）“亲爱的爷爷、父亲、弟弟、堂哥：我来看你们了，你们离开我77年了，我对你们的思念从未停止……”89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2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前，念出了这篇祭文。
她一边哭着，一边将哭墙上父亲杨学文、舅舅杨贤营的名字一遍遍地指给人看，嘴里还喊着“杨小宝在哪里？那是我可怜的弟弟啊，就因为哭闹被日本兵用脚活活踩死……”
问杨翠英，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她会回答：“我遭了多大的罪啊！我过得苦啊！”她的女儿说，老人一辈子都没能走出亲人遇害的阴影，只要回忆触及那段过往，她一下子就会大哭起来。
跟每一个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一样，幸存者杨翠英的故事极为惨烈。1937年，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12岁的杨翠英，跟随父母在日军占领南京前，躲进了大方巷难民收容所。
日军侵占南京时，留在南京的外侨代表以原金陵大学等处为中心，在城内设立了“国际安全区”，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内设25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约25万人。杨翠英和家人所在的收容所，就在“国际安全区”内。
“都说国际安全区里很安全，但日军还是会来蓄意滋事。”杨翠英回忆说。她忘不了12月14日中午，日本兵冲进了她家藏身的难民棚，将父亲和舅舅当做中国俘虏兵强行抓走，理由仅是他们的手上和肩部有老茧。作为种地的农民，因扛扁担和拿镰刀而长出的老茧，成为唯一的“罪证”。
在安全区失去了至亲，12岁的杨翠英剃光了头发，脸上抹上了锅灰，艰难地存活下来。
“爱哭”的杨翠英有要强的一面。与很多幸存者不同的是，杨翠英识字。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但父亲从小就送三个子女上学。如果不是“跑反”，杨翠英和两个弟弟应该至少念到小学毕业。
虽然生活艰难，但杨翠英把子女的教育看得十分重。67岁的大女儿杨怀清说，家里的孩子都听妈妈话，都念到了大学，甚至是硕士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