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法作为少数民族人权的最终救济途径正在拓展
长期以来从司法队伍结构及案件审理程序中的语言、翻译等司法程序性规定显示出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障。如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4条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现行《民事诉讼法》（1991年通过，2007年第一次修正，2012年第二次修正）第11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刑事诉讼法》（1979年通过，1996年第一次修正，2012年第二次修正）第9条也做了类似的而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7条还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的具体情况，可以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
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已从以往多关注对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刑事制裁拓展到对民事实体权利的保障。新中国《刑法》早在1979年制定颁布时就规定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1997年第一次修正时增列了“在出版物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内容罪”，即“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2002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郭颂等侵害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一案是新中国少数民族依法维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并胜诉的首个案例，开辟了少数民族人权民事救济之先河。
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全方位实现世居少数民族人权的成功探索
经过60多年，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已实现了从法律文件向全面立体化法律实践的转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人权特别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是保障聚居少数民族对本民族内部事务当家作主的权利，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少数民族在聚居地方当家作主的愿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以自治权，同时不乏上级国家机关的外部支持，以全面促进少数民族人权事业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包括：立法自治权；民族语言文字使用自治权；人事管理自治权；经济贸易管理自治权；财政税收金融管理自治权；资源环境自治权；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管理自治权。此外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权。这些权利本身构成了少数民族人权的重要内容，显而易见是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或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所主张的少数民族群体存在权，各民族、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特征保持权，有效地参加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和公共生活的权利，国家及区域决策参与权及各少数民族群体之间及内部成员间自由交流权等少数民族人权的具体化、操作化的规定。由此看来，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少数民族实现人权重要的、有效的途径，是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正如联合国少数人问题工作组主席阿斯比约恩•艾德所言：“在少数人聚居的情况下，最好的确保他们有效参与的方式就是在这些少数人居住生活的地方提供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的宗旨就是将相当的立法和行政权能交由当地的自治机构来行使。”
总之，中国60多年的少数民族人权法治展现了极大的成就。当然，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少数民族人权事业发展还不平衡，少数民族人权法治建设仍然有许多尚待完善之处，如：立法体系的完整性有待补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内容在体现自治区域内少数民族特点和实效性方面还有很大空间；散居少数民族人权立法需加快步伐；人权保障专门机构的建立有待探索等。我们相信中国政府未来将继续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作者：韩小兵，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喜饶尼玛，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