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晴雨表:霍尔果斯的“互市”
在草原和绿洲里游走,乌鲁木齐显得是一个那么遥远的所在,可是,一旦接近城市,“7·5”事件的严重后果就开始显现,按照日程该进的伊犁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城市戒严,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从乌鲁木齐开来的车,只能在城外待着。
这个北疆城市处于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所以从7月6日开始就进入了整体戒严。本以为不进城情况可能会好,可这判断显然失误,我们去霍尔果斯口岸途中,不断被一辆辆兵团的运输车所超越,车上满是武警部队。口岸贸易也在5日之后迅速委靡不振。
霍尔果斯完全是一个小城市,越靠近国门,越有高楼林立,不少在阿拉山口口岸和霍尔果斯口岸都做过生意的人告诉我,相比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显得民间、生气勃勃,“最简单的道理,我们这里跑汽车,那里跑火车,火车运输主要是能源、机械,那都不是一般的公司能做的”。加上阿拉山口口岸常年刮10级以上大风,非常不适合人居,所以温暖的伊犁河谷的霍尔果斯口岸迅速崛起,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口岸。
正好是“7·5”事件后的第一天,看得清楚国门那边的哈萨克斯坦的车辆排起了长队,只放进来两辆哈萨克斯坦的车,还是民间的班车,下来几个哈萨克老太太,冲进一个辉煌的类似大会堂的建筑物开始买菜,一会儿提着西红柿心满意足地出来了。这座建筑物,包括建筑物周围的3000亩土地都属于浙江卡森集团投资的国际物流中心,这是霍尔果斯目前的最大项目。
3000亩地沿国境线排开,一半还是荒地,一小半已经开辟做了物流仓储中心,物流中心管理服务公司的副总经理邹辉告诉我,他们也是摸索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与其自己去做贸易,不如去做一些服务项目,那样受政策波及没那么大,“口岸贸易就是个政策贸易,政策一变,生意大受影响”。
他们的上线投资者卡森公司是在浙江海宁做皮革生意起家的,因为伊犁是皮革的主要产地,所以,“就在边境开了个工厂,专门做皮沙发卖给哈萨克斯坦,最早的浙江企业都这样,看哪里有边贸的机会,索性就在那里开厂。这样,中小中间商立刻消失,边贸迅速走向大集团化”。
与当地政府部门熟悉后,老板决定买下口岸最靠近国境线的大片地段,改做商业地产,“那是2006年,当时老板已经发现,大批哈萨克斯坦的商人成熟起来,不直接在口岸贸易,他们飞去乌鲁木齐找大公司采购,可以货比三家,或者干脆去浙江厂家订货。于是,他一下子买了3000亩地,你别看现在这里这么繁华,当时这里就是戈壁,所以,拿地的代价非常低”。
事实证明,浙江老板的眼光是正确的,因为2006年后霍尔果斯的边贸开始转向,浙江的大批廉价工业制成品开始滞销,反倒是伊犁地区的蔬菜、瓜果等大宗农产品开始加大向哈萨克斯坦销售,起因是蔬菜等有了绿色通道,“一天时间保证通关”。
而哈国也有大量的能源等原材料进入霍尔果斯口岸,这时候,还有什么比得上建立一个庞大的物流中心更有利可图的呢?这个私人建成的国际物流中心里设有海关和卫生检疫部门的办公室,两国货物只需仓储转运,就可以办完一切手续。每辆30吨的卡车,一天收费700元,而两国的贸易之盛,足以保证每天有七八十辆大卡车往来。
“不过2008年到现在,口岸生意又下来了,2008年因为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加强,我们这里弄得全民皆兵,就和这两天的情况一样。”
小商品市场里的小商贩们确实闲了下来,前两天,还是每天有两国开来的30多辆大旅游车载人来这里,6日开始一辆都没有了,他们冲着每一个走进市场的人大喊,来我这里看看吧,我这里有一切稀奇古怪的东西。
口岸贸易的典型特征就是受政策影响大,1983年,口岸再次全面开放,可是2001年,随着国家对边贸政策的调整,口岸贸易额比起10年前只有1/10,之后又重新反弹,口岸上的生意人最习惯兴衰起伏,邹辉说,“我们那个会议中心本来是想给两国的商人开商贸洽谈会的,现在就是个菜市场”。
因为要聚集人气,所以把堂皇的会议中心暂时改作了副食品批发中心,走进去,恍如一个县城的菜市场,新鲜,热闹,混乱。哈国的农副产品供应很少,所以离开口岸30多公里的雅尔肯特的主妇们愿意长途跋涉到这里买便宜菜,也有从300多公里外的阿拉木图来的,“即使包括车费成本,她们还是能买到更廉价更新鲜的菜。而且,从前她们不讨价还价,现在也都学会了”。哈国居民来这里一日内免签证。
越往市场里面走,越能看到口岸生机勃勃的一面,王秋妹正在指挥着一个哈国的小商贩把她背来的大包红茶卸在自己家商铺门口。她是个壮实的、面色红润的中年人,一看就是个对自己生活状况很满足的人,尽管她说自己是“口岸的边缘人”,在她看来,口岸的主流人群应该是那些盖市场的,跑货运的,或者批发大宗工业品的,“你随便就能找到几个亿万富翁,我们这种摆摊的是最边缘的”。
她一举一动都很利落,那个哈国妇女只是她最微小的带货人,“红茶一包也就一块钱,你说我能给她多少钱?”
她另外雇了三个带货人,“每次带几万美元的货,两个哈国人,一个中国的维吾尔族人,他们的本事是眼光好,能够买来质量好的货,而且,能够带进来一些别人带不来的东西,比如前些时候限制奶制品进出口,可他们还是能给我带奶酪过来卖”。
从1996年开始,王秋妹就放弃了兵团的土地,“交给邻居种,他帮我上养老保险”。她自己来到还是戈壁的霍尔果斯摆摊,那时没有室内市场,冬天零下30多摄氏度的温度里,守在自己的摊位上,“还是特高兴,每天数钱的时候就很有信心”。当时主要货品是俄罗斯进来的大衣、望远镜和一些工业制品,“50块一件呢大衣,从新疆里边来的人要买,我转手就赚100元”。
俄罗斯货物越来越少后,她迅速转了方向,由内销转外销,和广东潮州来的小商人一起贩卖瓷器给外国商人,“开始还好,后来突然就卖不动了”。不过收获也有,小商人成了她丈夫,两人开始转行做礼品生意,把俄罗斯的套娃、鱼子酱和饼干卖给中国旅游者,而将中国的丝绸、皮毛卖给哈国人。2001年,她第一次出国,去哈萨克斯坦旅游,“给儿子买了睡衣,给自己买了红金首饰,最大的震撼是那边的人过得悠闲,一到热天就去度假,不像我们就是赚钱赚钱”。
王秋妹去了经常从她这里进货的达莉亚家,“这么多年见过那么多人,我就对她印象好,气质特别好,不像个做生意的”。达莉亚家的浴室就有30多平方米,也让王秋妹感叹,原来应该这样过日子。可是,就是达莉亚,拖欠了她的一笔十几万元的货款再也没归还,“我们做边贸的人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去讨了几次,可她总说没钱,后来就算了”。
这也是她的豁达处,站在自己40万元买下来的商铺里,尽管门可罗雀,王秋妹却说她感觉很幸福,“在霍尔果斯不会饿死人,你只要付出,就能有收获,这种生活多么简单啊”。她说这就是她所热爱的新疆——“大概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的基因都留在我们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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