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历史叙述的起点，到今年正好30年。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和民间，都会有许多的论述。就历史叙述而言，分期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叙述的起讫点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并非仅是简单的自然时间。如果考虑到三中全会首次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而30年后的今天又是中国举办具有象征意义的奥运会以及“神七”太空行走等等，那么这30年被确定叙述为“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进程而成为这段历史叙述中最重要的叙述基调或框架就不言自明了。

当然这是一种具有创世神话的纪念性的历史叙述。不过对于精神史，特别是文学来说，这样的基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我们不将文学仅仅当作这种历史叙述的一个部分或注脚的话。但这也并非体现为文学的“独立性”。文学依然和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因此，在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讨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文学并非没有意义。

“伤痕”、“反思”：知识分子的自我书写

1985年：“文学的自觉”

很长一段时间评论界将1977、1978年之后的文学命名为“新时期文学”，其中的政治涵义不言而喻。不过现在这个概念几乎没人再用了。《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是早期很有影响的两篇小说，被称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这些及其后被称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作品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其原因并不在于美学上较之前的作品有多大的不同(比较《班主任》和“文革”时期小说的叙述方式，其实差别并不大)，而在于它们所具有的强大的“控诉”和“抚慰”的社会、心理功能：其一是契合了政治上对“文革”的否定(主要表现为对“四人帮”的批判)；其二则是提供了泛滥的大众情感的宣泄渠道。由于此一时期文学承载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其直接结果是文学地位的上升，大容量的文学期刊涌现(《当代》、《收获》、《十月》、《花城》最具影响，称“四大名旦”)，而中篇小说也成为主流的体裁。

值得关注的是，此一时期文学在对“文革”或“反右”历史的叙述中，无论是“控诉”或“疗伤”，重建历史并形塑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知识分子自我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一个反省、重建并英雄化的过程。除个别作家，如王蒙，会在作品中表达对历史及个体身份的困惑外，一般都会在“苦难记忆”的书写中，将苦难转化为自身坚贞不屈、秉持理想的一个人格证明(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天云山传奇》)，而在自我证明的同时，也确立了知识分子以文学代社会发声的地位。因此，从这一方面说，1980年代前期，文学和政治处于一种难得的蜜月状态。

当然，也有在主流之外的，比如汪曾祺，他的《受戒》、《异秉》等小说，不同于主流文学的宏大叙述，而写日常生活中的韵味，如散文一般。虽然写得好，但因为很难纳入“伤痕”或“反思”的文学叙述框架，因而在当时并不太受到关注。

事实上，较之“伤痕”文学，更值得一提的应该是《今天》杂志和“朦胧诗”，再往前推，还可以追溯到“文革”的“地下诗歌”，食指、芒克、多多、北岛、舒婷、顾城是他们的旗帜。对个体精神的强调，“怀疑”和“否定”以及某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他们才完全获得主流文学的承认。从否定、争论到承认，这样的转变，同样可以解读为当代文学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转变以及最终获得合法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