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对话”第五讲，杨振宁教授（左二）发言。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德国墨卡托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启蒙之对话”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论坛于2012年3月25日在国家博物馆落下帷幕。
此次论坛邀请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柏林查理特大学医学院中国生命科学理论、历史及伦理研究所所长文树德教授作为主讲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零、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梅建军、以及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馆长傅玛瑞教授，共同参与探讨了启蒙运动与知识文化。
杨振宁在演讲中表示，启蒙不仅引起了哲学和宗教思想的改变，同时也影响了科学。牛顿在1787年发表了《数学原理》，使得人类第一次定量地了解太阳系的结构，从而知道宇宙有准确的规律，可以用数学公式描述。“这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说是催生了近代科学。”杨振宁说道。
杨振宁说，启蒙最主要的精神有两点。第一个叫做“去宗教化”，第二点是思想的理性化。这两点在欧洲、在18世纪以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后来所有的科学、政治、哲学的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认为，18、19世纪的中国跟欧洲在思想和文化传统上完全不一样。尽管20世纪初中国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新思潮，可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与西方不一样，这些思潮也变得完全不一样，认为“五四运动”给中国引进了启蒙这个讲法不太恰当。“五四运动”还有“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20世纪乃至今天有巨大影响，“可是这个影响我觉得用‘启蒙’这两个字来描述是不大恰当的。”杨振宁说，正如李泽厚所讲的，“救亡”是那时候中国文人的中心思想，而不应把欧洲的名词“启蒙”照搬到当时的中国。
文树德教授认为，18世纪出现的启蒙运动，对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原先对科学发展所形成的一种阻力。有了启蒙运动，才有了一个科学研究的自由空间。文树德举例：“我们以前不断地相信有一个上帝，他决定我们的命运，他决定我们的健康，他决定我们的生老病死。这样的话，很多的科学家就会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18、19世纪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像天花疫苗、无痛分娩、解剖学的发展等等，都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产生之后逐步形成的科学进步。”
中国是否需要欧洲的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来推动中国技术的革新、科学的进步、现代医学的发展？文树德的答案是否定的。启蒙的英文“enlightment”最初的意思是点亮火把、照亮黑暗的地方、驱赶黑暗的力量，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启蒙历史。《黄帝内经·素问》可以作为最早期的启蒙的文献。《黄帝内经》在不断地发出疑问，不断地让人能够获得自主权。《黄帝内经·素问》里提出上下同法，强调人类按照一定的法则生活的能力，能够决定自己生命的长短。之后，中国文献第一次书面提到“我命在我不在天”，从而与“人算不如天算”形成了两种势力的对立。14世纪、15世纪，中国开始意识到质疑的重要，对古文经典的质疑可以推进科学的发展，比如说陈宪章当时说“学贵知疑”。15世纪的中国几乎在所有领域远远超过欧洲科学的发展水平。但中国后来的闭关锁国意味着中国衰落的开始，从17世纪、18世纪开始，欧洲各国之间展开了一场经济、知识技术的竞争，这是欧洲科学的大突破。“如果中国在16世纪没有太过于自满的话，这些大突破可能更早在中国发生了，而不是在后来的欧洲。”文树德说。
李零在讨论中提出，在中国的经典里面，“启蒙”是说有人糊涂，要去启发他，使他变得聪明。在欧洲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黑暗的东西变得光明。按这种宽泛的意义来理解，他赞同文树德的看法，科学不是在18世纪突然蹦出来的，无论是欧洲的科学或者是中国的科学，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启蒙运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
梅建军补充，启蒙运动并非要给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那种感觉。他觉得启蒙运动是一个人类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打破一切束缚，能够对科学、对自然、对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进行自由地探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
“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作为中德合作展览的《启蒙的艺术》附属活动，共包括展览的背景、启蒙与艺术、启蒙与它的中国史、启蒙与现代、启蒙与知识文化 5个部分。论坛结束后，《启蒙的艺术》展览闭幕式当天在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该展览自2011年4月1日开幕以来吸引了近50万中国观众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