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传教士与西方科学技术的东传以及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交流情况。
耶稣会修士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天文历算、地图测绘和历史编纂学。
1668年,康熙让大臣杨光先与南怀仁辩论中西历法高低,经实测,西法准确。朝臣议复:杨光先死罪,妻子流徒。康熙念他年老体衰,故恩准他告老还乡。杨光先一生坚决反对天主教,指责天主教荒诞无稽,在其传世名篇《不得已》中鼓吹“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第一个将地球仪带到中国的人是德国传教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1655)。此外,中国依靠耶稣会传教士在地图测绘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著名的就是康熙年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1708年,康熙派传教士到全国各地对经纬线进行测绘,取得数据,用十年时间绘制成功。该图是用铜版印刷,原版被带到了法国,副版保存在北京故宫。乾隆年间也绘制了《十三排图》。该图东至库页岛,西至地中海,北至北冰洋,南至海南岛,地理范围比《皇舆全览图》大了一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
康熙年间,法国人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将朱熹编的《通鉴纲目》翻译成法文,并补充了许多资料,起名《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是第一个把《资治通鉴》的内容介绍到欧洲的人。此外,他的同胞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著有《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将许多耶稣会士的信件的内容收录其中,是集来华传教士思想之大全的一部书,对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伏尔泰在看了该书后对中国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他写的《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中对中国推崇倍至,把中国理想化,吹捧孔子,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理性,希望法国人好好学习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因为中国人的所谓理性绝不是他所理解的那种理性。但是歪打正着,这位百科全书派学者对中国的误读却成功地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促进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你怎样评价历史上这段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
以耶稣会为代表的传教士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传教士成为中国和欧洲早期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和桥梁,正是通过他们,中国和欧洲才在精神层面上相识: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促成了明末清初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变化;同时,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影响了欧洲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
与1840年以后的中西文化关系相比,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处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虽然双方都是从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对方、吸取对方,但从总体来说,那是两种文化间没有仇视和欺诈,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只有相互仰慕、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时代。分歧是有的,冲突也不乏激烈,但一切都集中在对文化的理解上。
有一种观点认为,基督教是导致西方现代化的主要原因。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的观点是,是基督新教而不是天主教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新教的出现导致了金钱观念的转变。以前有人认为太多的金钱是万恶之源,但新教成功地让思想冲出了牢笼,倡导发财并不是邪恶或者肮脏的理念,而是高尚的追求,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创造财富的目的不是享乐。比如美国的那位放风筝的富兰克林就非常喜欢赚钱,但他过着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而一般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富人总是骄奢淫逸的。
总体来说,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佛教、道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基督教已经深入到西方人的潜意识中,无法摆脱,但佛教、道教对中国人的灵魂的影响远远没有到这种地步。
在你的看法中,儒家思想和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道教,以及传自西方的基督教和传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它们的共性是什么?
和谐。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儒家之道德哲学是以伦理学之途来追求众生的和谐,着眼于社会人生;道家之自然哲学是以生理学之途来追求自然的和谐,着眼于自然万物;而佛教之精神哲学则是以心理学之途来追求宇宙的和谐,着眼于内心反思。
那么,基督教追求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路易•帕罗在与赵启正先生共同出版的《江边对话》里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这位美国的宗教领袖说:“当人们真正愿意舍弃自己而真诚地跟随耶稣的时候,生命就有了真正的改变。这会促进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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