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基金工作人员称，一旦公募基金会注册下来，李连杰希望通过专业团队来管理基金会。这也印证了《面对面》节目中李连杰表达的意思：如果公益基金会最后能批下来，他就卸任，将基金会交给一个集体管委会领导。“什么时候你看不到李连杰在壹基金、在研究院，那就是壹基金的梦想，走向专业化了。”在壹基金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李连杰道出壹基金的奋斗目标。
据徐永光了解，此次申请公募基金会中，李连杰将不会成为会长。出任基金会理事会的，将是一批大企业家，而这些人，大多是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理事会成员。
但目前，壹基金的公募基金会申请遭遇不顺。徐永光称，他还不太清楚其中原因。但他猜测，对于拥有民间身份的壹基金来说，想要做像中华慈善总会那样涉及范围全面的公募基金会，而不是专于某个领域，审批难度会增大。
正如李连杰在《面对面》中提及，“每个人都觉得是好事，但还是没办法解决一些问题，这是比较费心的事情，所谓头发会白的事情。”壹基金工作人员说，申请办公募基金会，这件事得到很多人鼓励，但事实上仍有些问题难以解决。
因此，壹基金公募基金会的申请最终能否审批下来，壹基金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
最煎熬的基本上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好事，你个人、集体、政府，领导人，体制内、体制外，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好事，但还是没办法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是比较费心的事情，所谓头发会白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认为好，但仍然不能解决。——李连杰
现行政策民政部称不鼓励公募“扩容”
目前国内的基金会分两种，公募和非公募。公募基金会有权向公众募捐，而非公募基金会无权向公众募捐。中国只有极少的民办公募基金会的先例。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底，我国共有基金会1800余家，其中公募基金会为991家，这里包括各省的红十字会。而非公募基金会因国家的鼓励政策，从2004年第一家至今，已发展到800多家。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刘忠祥指出，这几年，公募基金会增长率远远低于非公募基金会增长，因为国家从政策上鼓励非公募基金会，而对公募基金会不抱鼓励态度。“991家，这个数量已经够多的了。”
刘忠祥指出，因公募是向社会募捐，基金会数量太多的话，可能会造成公众对慈善捐助的反感。
但刘忠祥也强调，并不是限制公募基金会发展，因目前有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不占多数，因此，首先应让现有公募基金会发展好。如果有做得好的民间慈善组织想做公募基金会，还是可以通过的，并不是一棒子打死。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指出，我国的公募基金会不能从数量上衡量，而应以符合条件标准来衡量。“要做公募，就要符合行政管理标准。”
我国现有基金会才1800多家，与美国近10万的数量相比，相差甚远。其实，老百姓的慈善热情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一直是高速发展的。只是日益增长的热情却和现有的体制呈现出很大反差。
行业现状公募基金会官办色彩浓厚
在记者接触过的慈善业内人士中，所有人都指出，已有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是由政府各部门创办，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慈善本就属于民间的事，应该还归于民间。”徐永光认为，慈善由政府来做，是政府的越位行为。政府自己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就会造成监管缺位。公募基金会长期保持官办色彩，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政府会利用其行政权力进行捐赠摊派，这是经常出现的被慈善和被捐赠现象。而慈善机构一旦有行政级别，那么，慈善机构的官员首先就是对政府负责，“为保护乌纱帽，肯定要听政府的。”
另外，经常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来做慈善，这种慈善组织就不是以透明度和资金管理效率来取胜，造成了慈善产业内部的不公平竞争。在这种体制下，很多公募基金会就经常不把保护捐赠人的情绪、尊重捐赠人的权利放在最重要位置，不利于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也不利于慈善文化的传播。
而民间的公募基金会，在筹款和资金的使用上，一定会非常注重透明度和资金使用效率，它只能以此来取胜。这无疑会对已有的绝大多数公募基金会造成压力和挑战。
未来展望公募基金会亟需去行政化
李连杰壹基金的公募基金会申请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目前无从得知。但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指出，虽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公募基金会只能官办，但民间慈善组织要申请成立公募基金会却不容易。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便是为数不多的民办公募基金会。为了筹办这个基金会，德高望重的魏久明、李启民、袁正光三位老人奔走了10余年。基金会终于在今年初获得公募身份。但三位老人多年在国务院、团中央、科协等国家机关工作的背景也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
中国的慈善何时能真正回归民间？慈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首先须让现有公募基金会去行政化。而后，公募基金会要么发达，要么衰落。只有经过不断洗牌，优胜劣汰，才能促进慈善行业健康发展。
基金会行政化是指基金会存在行政级别，工作人员由政府提供工资。
邓国胜称，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说，去行政化基金会失去的是政府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得到的却是民间做慈善的活力。
罕见的案例便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成功。10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动向业务主管部门———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取消行政级别。
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称，在取消行政级别前，受行政级别等因素影响，基金会无法自由引进人才，政策、方向、执行等都要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制。工作人员也仗着铁饭碗，工作积极性不强。
而现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像企业一样运作，理事会可以招聘适合基金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士，人才优胜劣汰，员工充满活力。中国扶贫基金会每年募集的善款数额，从10年前的一两千万，上升到现在的6个亿。
“10年时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管理、项目创新、透明度等方面，已成为了行业内的标杆。”邓国胜说道。
慈善回归民间的另一个好处，是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在美国，非盈利组织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10%，中国的却只占服务业就业率的0.3%。
王振耀指出，目前新注册的基金会是按新一套规范管理的，不存在行政化一说，而老的公募基金会，有的也已去行政化，因此，不能以它过去的经历来评判它，而要看它现在的状况，“我特别怕有随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