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4年的中日关系，多少有点戏剧性。年初，由于安倍开展了系列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外交，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而在其对华政策毫无调整迹象的情况下，安倍又表示希望实现日中首脑会谈，其真实意图令人怀疑。不过出人意料的是11月7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在这种背景下，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应约会见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中，安倍表示，日方愿意以落实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为新的起点，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改善和发展。那么，中日关系会由此冰消雪融吗？
安倍真的要改善中日关系？
盘点一年来的中日关系，我们不得不给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打个问号。这是因为从安倍首相的一贯言行，以及日本政府的答辩书、日本政府官员对“四点原则共识”的态度当中，尚未看到日本的对华政策有多少积极信号。“一次执政”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的闪电式访问，使中日关系走出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阴霾。但自2012年底再任首相以来，安倍的所作所为却大相径庭，在钓鱼岛、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全面挑战中方的底线，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集中爆发。安倍一面不厌其烦地表示“日中关系很重要”，一面不断摧毁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毫不掩饰地鼓吹“中国威胁论”，把“改善”中日关系的路径建立在“强化与周边邻国合作、遏制中国抬头”的基础上。
2014年，安倍首相除了继续其“俯瞰地球仪”的旅行，在双边外交中牵制中国之外，突出表现为在多边外交场合恶言攻击中国，欲形成对中国的集体压制。在中日领土争端上，安倍不仅丝毫没有寻求对话解决的意愿，而且还插手南海问题，借乌克兰危机，企图抢先在国际上将中国定义为“侵略者”。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倍居然说，中国增加军事开支，是地区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西方7国首脑会议上，安倍污蔑中国“挑战国际秩序”，并得意地称自己主导了峰会的讨论，让首脑宣言表达了对东海、南海紧张局势的担忧。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上，安倍点名批评中国，将中国在钓鱼岛的维权行为描绘为“侵略”，指责中国在东海“频繁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在打压中国的同时，安倍还极力将日本抬高为“对地区负责任的大国”，称日本一直自制、冷静应对。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保障会议上，安倍继续复制这一“抹黑”中国的模式，不仅在南海问题上攻击中国，而且还将自己扮成菲律宾、越南的保护国，表示日本将“全力支援东盟各国”。不过，安倍借机表彰自己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为今后四处售武大做宣传，也总算是暴露了一些真实意图。
奇怪的是，就在安倍外交表现出唯恐中日关系不够坏的同时，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率领跨党派议员团访华，并提出11月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的建议。正是因为这种奇怪，中国最初对日本举出了“非诚勿扰”的牌子。
中国的担心并非没有来由。不仅是上述安倍的外交行动带有非常明显的遏华色彩，使中国难以相信安倍政府是真心想要改善两国关系。就在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后，日本政府官员的言论和日本政府的答辩书也暴露出其缺少解决问题、改善关系的诚意。日方称，“四点原则共识”仅仅“只是总结日中之间取得一致的内容，并不带有国际承诺”。那试问，如果两国政府高官之间进行的正式谈话所达成的约定都不算国际承诺，那么中国今后该如何跟日本谈话？谈了又有何意义呢？
迄今为止，中日之间的“四点原则共识”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用其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遵守“共识”，是希望“共识”能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起点。但是，安倍首相从北京回去后不久就宣布解散众院举行大选。至于安倍再次组阁后，是否能够认真落实“共识”，让中日关系回到正轨，我们还需要观察。
中日关系面临“安倍困境”
这次中日关系能够出现改善的机遇，是因为在日本政界和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愿看到中日关系恶化下去的力量，而中国政府也始终坚持愿意在四个文件的基础上与日本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珍惜星点的改善机遇。
为重建中日关系，今年先后有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国土交通大臣、前公明党代表太田昭宏、民主党代表海江田万里、前首相福田康夫以及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访华，与中国高层交换意见；9月下旬，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重新启动；10月上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访日，与安倍首相会面；10月下旬，博鳌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再次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会面。而习主席最终会见安倍首相，也是不愿意辜负双方改善关系的努力，满怀诚心地给中日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一个历史性机会。
不过，安倍首相对“习安会”的意义和对改善中日关系的理解，可能与中国非常不对称。安倍视中日首脑会谈为其外交战略的一个步骤，自上任之初就设计好要在全面部署实施地缘外交之后，再实现中日首脑会谈，试图以此取得对华外交的优势地位。正因为如此，日本某知名学者才会大肆宣扬“习安会”是安倍外交的胜利，认为这是中国不得不接受安倍所谓“法的秩序”和“价值观外交”的表现。此外，日本还将中日首脑会见变成了孤立韩国的舆论工具。如果日本是如此理解中日关系和“习安会”的意义，那么未来能否切实贯彻“四点原则共识”确实令人担忧。
事实上，中日关系现在面临一种战略性困境。这种困境并非客观必然要出现的，它更多的是由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所决定的，所以我们暂且称之为“安倍困境”。
安倍的执政战略与其对华外交密切相连。安倍的执政目标是要让日本“脱战后”体制，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可以凭借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大国作用。该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必将在诸多方面牺牲中日关系。“脱战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决定了安倍政府必须要在历史问题上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在这种基础上争当军事政治大国，则令中国忧心日本未来的走向。更重要的是，要想让日本国民认为有必要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就必须虚构足够大的外来威胁。于是，中日之间的岛争和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就成了安倍政府攻击中国的现成借口。正是安倍的治国战略导致了中日关系陷入难解的困境。
那么，安倍首相准备调整自己的治国战略吗？在年底的大选中，安倍的安保政策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其强力推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政策遭到在野党及民众的广泛质疑。但这恐怕难以促使安倍首相今后调整治国战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1月29日，安倍首相在网络直播的党首讨论会上再次强调了完善集体自卫权相关法律的必要性，认为扩大美军和自卫队可共同应对的范围，能形成对华威慑力。安倍政府若继续以往的国策，中日关系要获得真正改善将困难重重。
以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中的第三点为例。日本预先精心设计了文字的处理方式，其目的在于规避中方强调的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而将重点放在“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但中方之所以表示接受，是因为中国视管控危机为解决问题的起点，而日本的目的则恰恰是要将其作为固守原本立场的工具。
所以，中日关系未来怎么走，全看日本的诚意如何。“四点原则共识”的核心在于“遵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而四个文件的核心在于中日关系的基调是“和”而不是“斗”。大选后，安倍将于年底组建新内阁。如果安倍新内阁真心要改善关系，那么中日两国之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新内阁的对华基调仍是“斗”，那么“共识”也难以管控危机。总之，中日关系要融冰和解，还需以诚信为本。（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