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上旬中国领导人连续出访东南亚国家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亚系列会议，提出多项区域政策新倡议，为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布局精彩“收官”。
近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清华国际安全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东亚政策正在调整和转型，决策开始展现具全球影响力大国的姿态，经济和安全议题并重，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以差异化政策应对更激烈的国际和区域竞争。
展现“大国姿态”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作为全球性大国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应从全球角度、而不只是从双边或区域角度制定外交政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说，尽管国内对中国是否是世界第二大国有不同看法，但这一地位对中国外交来说是标志性、历史性变化。如何扮演“世界老二”的角色、应对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成为中国外交主要课题，是中国东亚政策转型的背景。
崔立如说，东亚对中国外交的重要性可以用“关键”和“首要”形容。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在外交布局上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为牵引，东亚不是首访方向，与外交政策出台时机有关，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东亚峰会等场合提出新倡议。新政府的东亚政策尽管最后出台，力度却是最大。
作为区域内最大国家，中国把“积极引领”作为东亚政策的总方针。崔立如解释说，以往政策经常以“不要”、“不做”什么界定，属反应型、防守性政策，而新政策强调战略主导、积极引领，由我们“要什么”、“要做什么”界定。“以前我们寻求多方面平衡、多方面不得罪，现在主要是引导牵引，意图、方针、目标、措施更明确。”崔立如说，中国东亚政策依旧坚持“10＋1”框架，重申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主角地位。从领导人讲话看，中方强调“互信、务实、包容”，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强调，经济和安全“两个轮子一起滚动”，主动提及南海问题和其他地区安全问题；另外，尽管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就是针对中国，中国还是提出包容性的主张，倡议加快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与TPP互动交流、相互促进。
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主任周方银认为，中国不会向TPP叫板，即便没有TPP，中国也会推动东亚金融合作，何况RCEP先前已经存在。“TPP分裂东南亚国家，而中国的努力是一种整合式工作，意在促进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崔立如强调，所谓“大国姿态”指中国外交决策所处的地位，并不意味着中国与东亚国家打交道时以大国自居，因为那将难以避免心理上产生居高临下的姿态。
提供“公共产品”
“大国不好当”，崔立如说，大国需要主动思考，其他国家会要求大国承担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提出向东盟提供经济和安全领域、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反映了新时期外交新主张。
崔立如说，对中国而言，经济是强项，而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是弱项，但中国也要提供这方面的公共产品。中国尚未打破东亚区域“安全困境”，因此，一方面需要更好地管控危机，防止发生冲突以至战争；另一方面，由于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和机理不同，一些实力不对等造成的问题可能在实力增长后得到解决。就要求我们提高自身实力。中国随着实力增加，有必要提供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比如海上航行安全。
崔立如觉得，中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进入角色，能力差距还是很大，能力建设任重道远，包括体制建设、竞争力建设，建设不好，提供公共产品就没有基础。
提到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绕不开美国。周方银认为，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撼动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而且美国在东亚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安全体系强化了这一优势。但是，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的不包容性、美国自身作为域外国家、东亚国家之间固有矛盾，使美国在解决东亚安全问题上效率低下。中国应强化自己主张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减少地区国家的安全忧虑，从而稀释美国同盟体系的作用，同时努力弥补中国地区安全政策的“短板”。最理想的情况则是中美同时发挥作用。
周方银说，中国希望且需要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性。就稳定中美关系而言，中国的需求大于美国的需求，因此美国经常采取对中美关系稳定性有破坏作用的行动。中国继续增强自己的实力，有助于提高中美关系稳定性。
实施“差别外交”
这场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论坛上，与会专家提到一个新词——“差别外交”，或者说，差异化政策。比如，从中国领导人出访东南亚看，中国正加强与印尼这个东盟最大成员国的关系，马来西亚和泰国是中国长期友好邻国，对同样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越南，则寻求有所突破……
周方银认为，从实际操作看，外交上一视同仁是做不到的，起不到鼓励合作的效果，过于强调无差别对待，反而会让对方怀疑你的诚意。清华当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认为，公共产品同样需要差异化，必须分清“远近亲疏”。“跟所有国家友好，就一个朋友也没有。好比一个男人如果对所有女人都好，哪会有老婆？”
“差别外交”的对象同样包括日本。按照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的说法，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峰会上，中日“彼此牵挂”，但谁也不提谁。他和阎学通都认为，针对日本的对抗性政策，中国正主动调整对日政策，包括试图建立“10＋2”机制，即东盟加中国、韩国。
高洪说，对日斗争的边界是斗而不破，而且有理、有利、有节；中国始终敞开谈判大门，寻找“妥善管控”钓鱼岛和东海问题的办法。从时长看，对日政策调整的时期不会特别长，同一模式不会连续持续一二十年，会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他说，中日关系可能会再次出现“戏剧性转寰”，两国官方、企业界和民间都有这种需求。
另外，就“新华国际”网友和现场观众所提中国外交眼下过多依赖上层路线、民间和公共外交欠缺的问题，高洪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新中国对日外交其实是从民间做起，“以民促官”，沟通日本民间和平进步团体。现在有了很大变化。从日本方面的因素看，一些老一代政治家、延安时期的反战老兵大多过世，坚定站在中国一边的人已经不在了，年青一代日本人的工作需要做，但很难做。两国社会环境不同，日本年轻人不像中国民众那样信任政府，他们不相信政治家，只相信媒体。而日本媒体经常说一些极端的话，比如，分明是日本右翼先挑事，中国媒体报道后，日本媒体不提日本右翼先挑事，而是报道中国舆论的反应、专家的评论，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很不满。
高洪说，中国则存在工作不到位的问题。不少正确的声音、材料难以传递给日本社会和普通民众。而日本的对华公共外交比中国对日公共外交做得好的多，各种网站、博客点击率很高，更有成效。
与会专家呼吁对东亚政策调整的效果要保持耐心。周方银说，中国在制定周边地区热点问题应对策略时，不要急于求成，要扎实做具体的事情，为未来打好基础。牌要一张张地出，有步骤地打。毕竟，地区格局不变化，地区热点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性解决。这一僵持过程中，我们要加强“物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的建设，要保持心理上的稳定性和坚韧性，避免心理上摇摆，不能在时机未到时向积极方向摇摆，或者在出现不利情况时朝焦急方向摇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