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广州日报）：举证责任分配的重要意义毋庸多言，无救济则无权利，侵权责任法就是受害人寻求救济的实体法依据。但受害人要以侵权责任追究加害人，必须先提出证据证明加害人确实存在侵权行为。所谓“谁主张，谁举证”，是司法救济的基础性原则。而“举证责任倒置”只是举证责任分配中的一个例外，主要是考量主张者举证不便，或者被要求举证者在职责上有举证的义务。比如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要求嫌疑人对巨额财产进行举证说明其来源合法。否则，就推定为“非法”。
在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与患者享受知情权的保障制度成正比。患者的知情权保护得越好，患者的举证责任就应该越重。反之，患者的举证责任就越轻，而医疗方的举证责任就要相应加重。随着国内患者知情权保护制度立法的完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事实上，“草案”也并未完全否定医疗侵权责任中“举证责任倒置”，只是限定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
如何有效保护弱势群体？
何耀伟（新华网）：医疗机构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掌握患者详细资料，有较强的证明能力，而患者则处于相对弱势，不便收集和提交证据。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对患者举证不利。而倒置举证责任，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更好地保护受害人。
在通常情况下，患者不可能具备专业的医疗知识，对医疗单位的规章制度、诊疗措施更是难以了解，很难有效证明医护人员有无过错。并且病历、处方、药方等各种单据只有医疗机构有详细的记录，一般患者与家属的证据意识都不强。如果骤然由患者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利益很可能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甚至可能加剧医患纠纷。
在医疗诉讼中由明显信息不对称的患者来承担举证责任，显然不利于诉讼公平的实现。立法是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并且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检验其正确性、科学性。在医疗侵权责任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长期坚持。
李记（重庆时报）：自2002年开始，医疗事故责任举证倒置规定实施至今，医院为了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医疗事故，特别注意保留患者的诊疗资料，管理方式也逐步走上正轨。
新法规应该充分尊重那些日趋成熟和完善的制度，尽量避免倒退。举证倒置固然尚有亟待完善之处，但是简单地将其推倒重来，甚至倒退到几年前，肯定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医疗纠纷频发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谁举证，而是医患关系已经处于互不信任的紧张状态。简单地以“能有效减少过度医疗”为借口，推翻举证倒置制度，很可能又会因为制度约束乏力，而将本已紧张的医患关系陷入僵局，徒增患者举证的难度。
马光远（大河网）：如果说举证责任倒置违背医学规律，难以操作是某些立法者的借口，那么说“医学技术发展到现在，离完全能够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还很远，医院目前的诊疗和医疗手段非常有限的，”则完全是对医学技术发展的一种“自嘲”。
常识告诉我们，现代医学发展至今，绝非“初步”、“有限”。除了个别疑难杂症，人类对大多数病症的认识和治疗技术早已超越了初级水平。
因此，所谓的因“举证责任倒置”而产生的“过度医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医患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的不信任，而解决医患不信任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规范医疗机构行为，扩大患者的知情权。人大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也规定，医务人员不得采取不必要的诊疗检查，违反规定的应当退还不必要的诊疗费用，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将看病贵归因于举证责任是极不负责的。
赵继光(燕赵晚报)：医患纠纷“举证责任倒置”某种程度上确实增加了医院的举证责任，但也并不意味着原告完全没有举证责任。责任“倒置”不是责任的“推卸”。原规定也没有完全免除患者的责任，他必须先证明自己确实是在被告医院接受诊疗以及受到侵害的事实。所以，双方都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且还规定，如果患者隐瞒对己不利的证据，也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规定与其说是加重了医方责任，不如说是根据实际情况，对举证责任的平衡。
部分医院、医生的抱怨和紧张，正反映出该规定的力量和有效性。面对规则，医疗机构应该以此为契机，把精力放到完善医院管理和医疗质量的监控上。只有培养医务人员的责任心，以患者为本，才能堵住医院管理上的漏洞。只有不断提高医生的职业素质和医疗水平，才能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所以，从长远看，举证责任倒置是规范医疗体系建设的一个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