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9日，71岁的流浪汉李召坤因故意纵火向广东省中山市当地警方自首，他这样交代自己犯罪的动机：“我曾听说放火烧山可以坐牢，而坐牢有饭吃、有衣穿，不用再流浪。”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李召坤在当月刚刚结束了5年的牢狱生活，犯罪情节也是放火烧了大片山林，而后向警方自首，他这么做同样是为了有个养老的地方，不用再流浪。
李召坤老人的遭遇只是一个极端的个例，但是，放在大的社会背景来观察，这无疑是给中国的农村养老难题敲了一响警钟。
据中国国务院2006年12月首次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显示，截止2005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11％），其中，60%以上的老人分布在农村，至少达到9000万。另据天津市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袁辛预测，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正以每年85万人的速度增长，今后20年将增长到1.2亿。
可是，据东北地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2005年对全国上万名农村老人做的一次调查显示，45％的老人与儿女分居，93％的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7％的人小病吃不起药，85％的人靠干农活养活自己。
自救式养老
74岁的老人吴家耀最近一年来病倒了，走路都有些困难，可是，他实在没钱去正规医院看病，只能找民间游医抓些便宜的药对付，即使这样，也让他好一阵心疼。然而，问题并不至于此。只要精力稍好，这位倔强的老人还要拖着带病的身体去干农活，这点微薄的农业收入，却是他和老伴的“活命钱”。
吴家耀是中部地区江西省一个贫困县的农民，养育了四儿一女，可以说操劳了一辈子。多年来，早已成家立户的儿女为了谋生长年在外打工，一年难得见上一次。
儿女在外打工很辛苦，赚钱更不容易，要强的吴家耀实在不好意思向他们提养老费。可是，由于政策推广不力，社会养老保险对于很多像吴家耀这样的老农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吴家耀这些年来只能靠自己越来越无力的双手勉强维持生计。吴家耀老伴身体不好，干不了体力活，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四处找些廉价的零活来做，其中干得最多的是穿珍珠项链。这是一种精细活，对视力要求很高，因而，她只能带着老花镜干活，费半天劲才能穿完一条，累得眼睛直流泪水，可她丝毫不敢停歇，擦完泪水紧接着穿下一条。她这样忙活一天，得到的报酬只有四、五元人民币，相当于城市里一个普通快餐的价格。
“这不是没有办法吗，我们得自己养活自己啊！” 吴家耀老伴眯缝着眼笑着说。她有这样较好的心态，其实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原因：像她们这样靠自己养活自己的老人在当地农村并不少见，看看周边的情况，这些朴实而又容易感到满足的老人也就觉得心态平衡多了。
不过，这充其量只能反映一部分实际情况。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农村现有10%的老人感到不幸福，有35%的老人经常感到孤独。
病倒后，吴家耀感到了一丝危机。他把四个儿子叫在一起，第一次跟他们正式谈起了养老问题。最后经过协商，四个儿子答应每年给父母交200元养老费（这还不够去大医院看一次小病的钱）。虽然觉得太少，可吴家耀看儿子们态度坚决也就只能这样了。
“这点养老钱是很少，可儿子们也不容易，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吴家耀低着头小声叹息说。
对于自己能支撑到什么时候，吴家耀夫妇实在不敢去想这个问题。“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最担心身体不好，万一哪天自己动不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吴家耀说。
“最难的是政府观念问题”
上世纪初，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在中国，大约94%的农村人养老完全是由子女或家庭赡养。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严重挑战。
随着二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逐渐小型化，大多以一至两个子女为主。与此同时，随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前只在城市里出现的“空巢老人”现象，如今在中国农村也日趋普遍。由子女长年不在身边，依靠家庭养老也就成了一种泡影。
另一方面，以前农村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土地，可是，现在农作物根本不值钱，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能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已经不错了。在医疗、教育等日常消费开支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大多农民根本顾及不了自己的养老问题。
而且，随着城市化速度不断提高，失地农民数量大幅增加。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失地农民数量达2000万人，并以每年至少100万人的规模递增。
据国家老龄委2006年初公布的数据，全国只有5500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1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吕学静教授给本刊记者提供了一组权威数据：北京14个郊县60岁以上的老人农民共有约60万，其中，只有2.3万人领取养老金。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约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直至目前，这种制度主要局限于城镇，而且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养老金空账问题。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养老保险（养老基金主体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三部分组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8000亿元，并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在扩大。
可以说，中国农村养老问题几乎是个空白。对此，很多专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资金不足造成的，而且，城镇养老已经问题重重，政府更没有精力顾及农村养老问题了。
但是，吕学静教授对这个解释给予了断然否定。
“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政府的财政实力根本不成为问题，最难的是政府的观念问题，看它到底有没有决心去做这件事情。” 吕学静说。
说起农村养老问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保障与产业研究室主任陶立群更是心急如焚。“农村养老问题应该赶快提到政府的日程上来，不能再拖了，否则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他对《北京周报》再三呼吁。
探索出路
其实，在中国政府启动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一些农村地区特别是富裕地区也在自发探索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对此的态度是默许，但不给予任何政策和资金支持。
据吕学静教授介绍，当时很多农村地区的做法只是象征性的，根本起不了养老的作用。她举了个例子，一个地区要求农民每个月交养老金2-20元，由于农民对前景不看好，大多是选择交2元，这样下来，等这些农民60岁以后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大多只能领到9元钱，这仅仅相当于现在一包中低档香烟的价格。
在缺乏明确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各地的改革探索很难进行下去，而且由于管理混乱，养老金经常出现被贪污、挪用的现象。于是，上世纪90年代中下旬，中国政府开始整顿农村养老领域，使得一时兴起的试点探索很快出现了停滞。
2004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正式号召推动农村社会养老试点，艰难的探索在农村地区重又出现了“星星之火”，而且在少数地方终于看到了政府的身影。
“种了几十年菜，做梦也没想过老了还能月月领到养老金。”新疆哈密市西河区大营门村一组的马菊兰高兴地说。
马菊兰是大营门村养老基金会首批入会的7位老人之一。该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5月，发起人是哈密市营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崔勇。
大营门村地处哈密市近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城市不断“膨胀”，该村耕地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尽管这几年国家提高了征地补偿的标准，可对于大部分失地农民来说，靠什么养老，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崔勇创办的公司是借助政府提供的特殊优惠政策，通过参与开发本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企业，公司包括崔勇在内的108名股东，全是本村农民。为了回报村民，崔勇创立了“营丰养老基金会”，而且提出每年拿出5％的公司经营利润捐助基金会，另外将30间商业门面房的永久经营权无偿转让给基金会。
2006年11月29日，广东省阳西县启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试点，该县有近百名被征地农民领取了养老保险存折。2006年，广东省开始建立以被征地农民为重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阳西县只是其中5个试点区县之一。养老保险是通过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缴费，其中大部分来自个人账户的资金积累（70%左右），每个参保人60岁以后每月只能领到200元养老金。应该说，这种保险还是低水平的，很难起到真正的养老作用。
“农村养老问题只能一步一步解决，政府如今能出面做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可喜的进展了。” 陶立群说。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当地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希望通过外部力量缓解这个难题。
“中国很长时间内不可能把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农村的主要养老模式，它最多只是一个补充。” 吕学静解释说，商业养老保险是一种盈利项目，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而且，需要个人定期交纳数额不等的钱，这对于收入不稳定的广大贫困农民来说，是根本不可行的。
吕学静认为，农村养老问题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当前的政策体制下，应该采取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具体来说，在东部发达地区，可以采取个人储蓄、商业养老保险的模式，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在贫困的中西部地区，采取社会养老保险的模式，资金来源以国家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对于绝对贫困的农村老人，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社会救助网，全力承担这部分老人的养老问题。
“对于选择何种模式，每个农村老人应该有知情选择的权利，应该让他们了解每种保障方式的优劣，不能有任何政府强迫的色彩。”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对《北京周报》强调说。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政府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首先应该树立‘每人都有社会保障’的观念，在普惠制的原则下，真正实现城乡老人的平等。” 吕学静教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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