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国高校恢复招生考试。30年间,高考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自主招生、面试招生、“3+X”、分省命题等新名词先后走进高考。追寻高考改革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追求更加透明、公
平和公正,走向更加科学、合理和多元,是高考改革30年间的几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多元——招生录取方式更加多样
邢华东,目前是山东省直机关的一个干部,30年前,他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通过高考的学生。“我的命运从此转了一个弯,‘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我身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他对记者说。
30年前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场考试,还是分省命题。从第二年起,国务院决定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统一的高考制度体现了尽可能的公平公正,为高校选拔优秀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统得过死、无法体现高校和学生特色、加重应试教育等局限。近年来对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质疑声一直没有停止过。
教育专家李希贵说,以分数为录取标准,看似公平,实则对考生很不公平,考生的特点不一,有的擅长动手,有的擅长思考,一张考卷是考不出能力高低的。社会需要的是多元化、个性化的人才。
近几年,高考改革在各地已经展开。1999年,广东率先开始实施“3+X”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改革。2002年,这一改革在全国范围推行。这项改革和后来的高考分省命题改革,都使传统的统一考试走向多元化。
专家认为,因为各高校的办学目标、办学特色不一致,培养学生的思路也各有特点,不同类别的高校应在选拔方式上适当有所区别。2001年,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实行“自主招生”试点。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3所高校享受5%的招生自主权。去年,山东的创新少年潘立群因为一项“红绿灯”发明获得了国际大奖,尽管高考成绩没达到录取分数线,也被山东大学破格录取。他对记者说:“自主招生制度给我这样的学生提供了继续深造的空间,真是没有想到。”
更可喜的是,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进一步扩大了自主招生比例,数百名学生经面试被两校录取,面试第一次取代了笔试成绩。“尽管自主招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高考大一统的格局已经打破。”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主任刘志业说。
李希贵认为,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以选拔少数精英为目的的高考模式必然要发生变化。从长远来看,要建立以统一考试为主、多元化考试和多样化录取相结合的高考与招生制度。大学是办学主体,招生的主体应该是大学。高考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实行招考分离,把录取的权力下放给大学。这样,大学才能研究出“百花齐放”的录取标准,才能带来高中办学的“百花齐放”。同时,为了公正透明招生,大学要把录取标准向社会公布,由社会进行监督。
关键词二:公平——招生名额地域坚冰期待打破
近年来出现的“高考移民”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因为各地招生分数差异太大造成的。高校招生名额的地域分配不公平,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率先将本科录取名额按各省人口比例确定,在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额及比例有所增加。“可别小看这一点变化,对于高考招生改革来说,又是一次破冰之旅。”山东省实验中学校长刘堃评价说。
由于北京、上海拥有的全国重点大学数量比其他省份多,重点大学录取名额投放向所在地倾斜,远远超过其他省份。因此,北京、上海的重点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比大部分省低几十分甚至上百分。而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贫困落后地区的省份,北大、清华等国内一流高校每年投放的招生名额仅二三十人,是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几十分之一。这种现象被专家认为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影响高考公平的“一道硬伤”。
刘堃认为,重点院校在招生时向地方倾斜的做法主要是由当前高校的投入模式决定的,自1998年以来,全国有200多所原部属大专院校下划到地方,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而教育部保留的38所重点院校虽然都是中央直属,在目前条件下,其对地方的依赖性依然很大。这种财政上的依赖决定了这些院校必须在招生时向所在地倾斜。
山东省教育厅高教处曾宪文认为,高考招生指标的改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要让国民平等地分享优质高教资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高校三方协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曾宪文说,应该承认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教育水平上确实存在差距,高校招生指标的分配既应该照顾到各地人口总量,也应该考虑到各地教育水平的差异,可以在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基础上,设计部分权重系数,例如:把一万人口中知识分子的比例、人口素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代化程度等纳入计算系统,以缩小不同地区之间高考录取率的巨大差异。这项改革还有待于进一步突破。
关键词三:扩招——从“消化不良”到“强筋壮骨”
今年全国报名考生超过1000万人,招生计划560多万,预计高校录取率已近50%,与1999年高校扩招前相比,这几年考大学的压力相对减轻。1999年高校首次扩招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8%,而2006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2%。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与此同时,许多高校也患上了“消化不良症”。突出表现是,扩招后有的高校师生比高达1:40,超过合理比例两三倍,出现了几百个学生同时上课、几十个人一起做实验、学生上自习课找不到座位、吃饭排长队等场面。不少高校为了扩招,圈占土地,大兴土木,大规模新建校区,负债严重。
而对于学生和家庭而言,感受最深的就是大学收费的提高。济南市民李怀梅有两个儿子,她亲身感受到了学费的“三级跳”:大儿子1993年考上大学,学费一年900多元;二儿子1994年上大学,学费就涨到了2700多元;现在,每年学费要达到四五千元。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容易凸显。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在经历了几年的扩招之后,我国高等教育终于由外延式发展转向了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高等院校在短时间内‘长高长胖’之后,将重点转向了‘强筋壮骨’。”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志民说。
邢华东说:“30年前参加高考时,大多数人还有一种懵懵懂懂的茫然;30年后的高考已经成为一种关注度极高的社会工程。高考之变折射社会之变,希望选拔人才的渠道更多一些,招生更公平一些,高等教育的发展更理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