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中日嘉宾在日本东京出席第六届北京—东京论坛。
——专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秘书长陈健
伴随着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中日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深入。8月29 - 31日，第六届北京-东京论坛在东京举行。中日双方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此前，2010年8月28日, 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然而，在这样良好的局面下，中日之间的摩擦也没有间断。9月7日，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被日本巡逻船冲撞，中日发生剧烈外交摩擦。《北京周报》记者余艳近日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秘书长陈健。
《北京周报》：8月29 - 31日，第六届北京-东京论坛在东京举行。您认为本次北京-东京论坛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陈健：中日双方普遍反映本次论坛更坦诚，更深入，双方真诚地交换了想法。与以往不同，在此次论坛上，日方把自己的担心都讲出来了，包括中国南海问题、中国军费的增长等等，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很好地说明中方的政策立场，达到了增信释疑的效果。本次论坛最大的成果是双方都深感这个论坛存在的必要性。论坛发起于中日双方关系紧张的2005年。当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双方政府层面的交往中断。双方的有识之士共同发起了这个论坛，作为非政府间的沟通渠道。现在政府间的渠道已经畅通了，还需不需要这个论坛呢？通过这次会议，双方都感到这个论坛还是有用的，要继续下去。
《北京周报》：此前，2010年8月28日, 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接着就举行了本次论坛。您如何看待最近中日之间频繁的对话？
陈健：中日双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十分紧密，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时，这些频繁的对话也是建立在中日两国经济极大的互补性、地理位置近这一基础之上。所以，中日两国的经贸发展能够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也越来越大。现在，有人提出要建立中日利益共同体，如果要建立这个利益共同体，那么，最大的利益还是在经贸方面。
《北京周报》：目前中日之间展开的频繁的、不同层次的交流，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陈健：随着全球化、多极化进程的发展，世界的重心不断向亚洲转移。中日两国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们之间的合作不仅对亚洲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也意义重大。这样的背景决定中日两国都要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两国合作而不是对抗，可以给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大的利益。
另外，中日之间经热政冷的局面也不断改善。特别是民主党上台以后，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民主党之前作为在野党的时候就长期重视亚洲，重视中日关系，能够比较正确地对待历史问题。这对今后的中日关系发展来说是一个良机。双方应该抓住这一良机，克服不必要的干扰，把中日关系向前推进。菅直人已经表明自己不会在首相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因此，这个干扰，也是对中国国民感情刺激最大的事情已经被排除了，这是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民主党重视亚洲，表示了要与亚洲发展关系的决心，有人甚至称之为脱欧入亚。鉴于这两点，中日应该冷静、积极地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
《北京周报》：很多人管现在叫世界金融危机的“后危机”时代。您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中日是否有可能共度时艰、克服金融危机？
陈健：后危机时代给中日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因为这次金融危机不是爆发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世界金融中心美国，问题出在美元上。所以，改革国际金融体制，逐步建立多边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摆上历史的日程表。中国和日本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两个持有国，在这方面应该有合作的余地。人民币和日元在将来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上，也有共同的利益。因此，金融合作应该是今后中日经济关系当中的一个新的亮点。
最大的障碍主要是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日美关系。因为日本外交的基石几十年来一直是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同盟。所以现在日本面临这样一种矛盾关系，从经济上来说，它和中国最近；但从军事、安全方面来说，它跟美国最近。如何协调这种关系，使得日美安保关系，不影响、不限制日本发展和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应该说是日本面临的最大的课题。
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我们不期待《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取消。但是，日本应该看到，这个条约日本需要，美国更需要。日本没必要因为这个条约的存在，就必须唯美国马首是瞻，在经济和政治上不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这样的一种自我束缚应该松绑了。日本应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亚洲的利益出发，来确定自己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不必太过顾忌美国的利益。日本必然会朝这个方向调整。
《北京周报》：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内阁8月16日刚刚公布，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陈健：首先，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没有本质的变化。日本强，中国弱，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将是如此。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只是数字上的变化。中国的技术、经济结构仍然是落后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还没有真正启动，中国的贫富差距还这么大，社会保障体制、法制体制也还不健全。中国跟日本的差距不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甚至更大。大没有用，强才有用。
我们不要认为日本需要中国，其实，中国更需要日本，有很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例如，日本人的严谨、纪律、追求完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日本人的细节做得很好，中国注重大的战略构想，但却不注重细节。要做细，才能做强。另外，在国际分工上，中国还处于很低的层次，采用的还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中国要加强技术创新，实现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
《北京周报》：您如何评价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日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
陈健：应该承认钓鱼岛是中日两国之间有争议的问题。为了中日关系的大局，为了中国自己的总体战略利益，我们应该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即钓鱼岛从历史上来看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能让日本的实际控制变成法律上的事实。同时也要认识到，钓鱼岛目前的确是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维持现状，保留今后解决的时候我们的法理地位，应该是我们处理钓鱼岛事件的基本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