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确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2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此同时，《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出台，将提交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可见，构建大部门体制已有了新的进展。如何理解这一最新动态？四川日报特约请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伯君结合地方改革实际进行分析——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城乡统筹日益加深，进一步消除传统体制的弊端，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成为政府“瘦身”和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必将闯过的大关。

有感于政令不通，行政效率低下，地方首长对历史形成、盘根错节却窒息经济活力的现有机构设置往往深恶痛绝，常常萌发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冲动。所以，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对构建大部门体制早就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比如，2003年以来，成都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进行了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保障的一系列政府组织结构改革，最初主要体现为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职能由管理和服务城市向农村延伸，如城乡教育均等化、城乡交通一体化，城乡建设规划及城乡财政安排统筹考虑等。这时的改革，主要还是政府职能的纵向扩大。随着发展的需要，横向合并也陆续展开，如涉农部门均合并为农委，涉水部门均合并到水务局，涉及交通的部门均合并到交通委等等。这一系列机构合并和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成都城乡统筹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城乡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可以说，大部门体制改革和建设已经成为成都转变政府职能和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环节。

无论是政府机构的横向合并还是政府职能的纵向延伸，都属于重大改革。每一个政府职能部门，特别是涉及管理和服务重要经济领域的部门，在现阶段，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部门利益。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就必将触及这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即使所有的公务员都廉政勤政，实行大部门体制后，由于职数限制，各级公务员都有实职被转为虚职和分流到其他新领域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多少会有利益受损。这是相异于“增量”改革的对“存量”的改革——解构过去的体制，并对改革以来形成的部门结构进行新的整合和优化。难点因此凸显：所谓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所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就包括大部门体制改革。

这些年，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已有5次重大改革。但用新的发展需要来衡量，我国政府宏观监管和微观放活的格局还不理想，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部门设置依然偏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往往与传统体制的一些弊端还在发挥作用有关，与政府机构繁杂、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权责脱节等有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构建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便是必然选择。成都的实践就是证明。

然而，地方单兵突进的改革难以完全到位。比如最近成都“九眼桥废旧花台”问题，在媒体不依不饶追问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才将废旧花台拆除了。这类明显的交通隐患为什么有关部门熟视无睹，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表明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相互推诿的现象，即使在成都这样走在改革前面的城市也还可以不时见到。事实上，诸如此类的“小事”，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不同程度地减慢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隔离了公民利益的诉求。这一切表明，构建大部门体制，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已经不容迟缓。

中国的行政机构设置形同 “蜂窝煤”，上下对齐。地方政府的大部门合并，不仅涉及横向部门的利益，而且涉及纵向部门的利益。在这种“蜂窝煤”似的结构中，合并一类部门，就牵动上上下下的利益，单靠地方的努力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地方现有行政组织结构，巩固改革成果，提高行政效率，需要上下联动，自上而下全面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

党的十七大将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作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而且中央的部署是率先从中央政府各部委开始。有了上面的改革，地方改革就有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上下联动的改革格局一旦形成，将势不可挡。

当然，必须看到，构建大部门体制将面临众多困难，如权力如何整合，人员如何分流，机制如何磨合，大部门机构如何科学合理设置，“授权”与“问责”之间如何衔接等等。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需要注意的是：面对如此深刻而重大的政府行政机构调整和职能整合，一定要把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尽可能减轻社会震动的强度，从最容易的领域开始，从最紧迫的领域开始，整体设计，循序渐进，使这场改革能够更加顺利地推进。